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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05-31 11:58:14 |   作者: 吹塑模具

  最近中美的紧张关系获得了大量关注,美国制造回迁也是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焦点。今天分享的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不代表「全球风口」立场,但是它反映了老美的一种声音,那就是对于产业链依赖中国的焦虑。希望它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抓住未来机遇?

  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暴露了美国的重大经济与安全弱点,我们不再生产──确实也无力发展──许多让现代繁荣经济运转的东西。从采样棒、口罩、某些药品以及呼吸器,到简单的计算机以及先进的5G电信设备…我们非常大程度需要仰赖海外的供货商。

  从很久以前,支撑上述产品制造与创新的供应链网络就从美国移到大中华区;产业外移让我们的自有能力被挖空了一块,使得制造链中断,让许多美国本地工程与技术人才无用武之地,以及太过度依赖某个海外区域。

  也许,这场疫情是让美国重新恢复繁荣的最后机会。在过去20年,我们从始至终迷恋于金融化导致的离岸外包特定途径,庞大的短期利益加上商品的价值的大幅度降低麻痹了我们,以至于忽略了一个活力经济体的关键需求。大多数的我们活在自己幻想的美好世界里,看着自己最爱的股票持续上涨,但其实大家都是温水里的青蛙…

  新冠病毒应该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高温,让我们警觉已经快要被煮熟了…我们丧失了如此多的生产力,如果要重新恢复我们的经济,需要所有人群策群力并且在接下来的许多年时间维持这些努力──甚至是在疫情仍未平息的情况下。

  这是我们一定要要做的,不仅因为美国的长期繁荣已经受到威胁,也因为下一个使我们的全球生产链中断之危机就迫在眉睫,它可能是与医疗、自然或政治因素导致,也可能是人为。

  笔者认为需要采取的关键行动在两个方面:一是要重新检讨让太多美国企业做出不理性、但有时是唯一选择的管理/财务法规与激发鼓励措施;二是对于重建美国已丧失的生产力提出因应措施,从专业技能到包括供货商与次级供货商在内的生产网络,这能让我们重新掌握终端成品的制造与创新。

  笔者会更着重探讨第二个方面的行动。然而,我们很难期待上市公司在不改变对管理阶层与投资人的财务激发鼓励措施、以及投资大众持续以过于简化的指标来评估一个企业经营绩效的情况下放弃离岸外包;目前的疫情使得离岸外包困难重重,就算是运作最良好的公司,我们也不该假设他们可以自己克服财务上的困难。

  要让一家高端制造商具备生产能力,需要从螺丝钉到各种次系统等大大小小零组件的持续供应,还要拥有充足的、具丰富专业经验之技术人员、工程师与管理人员。然而美国严重缺乏这两个关键元素,连苹果(Apple)都无法克服相关障碍。

  2012年,Apple原本打算将Mac Pro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移到美国德州,然而这家消费性电子巨擘很快发现,连一颗最简单的螺丝,他们也没办法找到在地供货商来源;更糟的是,Apple也找不到模具工程师(tooling engineers)以及生产线高端管理人员。他们培养出了精通离岸外包与委外供应链管理的全球顶尖人才,却缺乏具备管理内部生产线技能的人才。

  如Apple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的观察心得:“在美国,你如果要召集模具工程师会议,与会者可能连一个会议室都塞不满,但是在中国,这些人能占据好几座足球场。”于是,在2019年6月,Apple还是宣布将在中国生产新一代Mac Pro。

  因此我们不应该期待美国公司能自己解决这一种系统性问题,独力承担重新安置生产线带来的更高成本与瓶颈,这一个市场不会自己修正过去20年来我们建立的次优奈许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不会一次出现大笔激励资金挹注。我们应该的是团结在一起,正视所遭遇的障碍,并找出解决的方法。

  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是创造需求,而且不只是短暂的需求高峰,而是稳定、长期性的需求。若缺少对于美国在地制造产品或零件的需求,没有一点一个企业会投资本地生产线与人才。那么,该如何确保美国制造的产品与次系统、零组件获得最低程度的稳定需求呢?

  第一个方法应该是要求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阶层政府机构,要在采购中加入特殊的比例的“美国制造”元素,而且涵盖所有的产品领域。在这方面,透明化的产品生产履历会是让采购者清楚辨别“美国制造”产品,并愿意为这类产品的高质量与信誉多付出一些代价的重要依据;这也是让美国本地业者建立品牌形象的好机会。

  不过有鉴于美国国土幅员辽阔、地方市场众多,可能会使得需求呈现分散的情况,使得供应端与需求端不容易对接。为解决这一个问题,政府应该扮演规划与汇整相关信息的角色,只要能证明美国本地确实有大量的需求存在,就能改变大多数经济参与者的投资理性。

  如果要说美国有什么仍然领先世界的地方,尖端制造技术是其中之一;如果能妥善利用这个能力,就能让美国取得持续性的双重优势。因为新一代的制造技术能用来开发并制造无法以旧有技术生产的产品,这就让美国业者能为国内市场打造比国际竞争对手领先至少十年以上时间的产品,而且有助于缩小慢慢的变大的美国贸易逆差。

  我在课程里提过未来可能带来颠覆性的三大制造技术:3D打印、开放式设计和工业机器人。这些技术可能会对原有的产业链带来颠覆,也是美国重点发力的研发领域。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窗口期还有十年或二十年,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提升我们服务全世界创新的能力,同时也要在先进制造上进行布局。

  然而许多美国的尖端制造技术从来就没在“落地”,因为在它们的萌芽阶段,很难有公司取得足够的市场需求使其在财务上能支撑新技术原型的制作,更别说是正式的生产线。在这方面,可以鼓励多家提供少量多样化产品的业者共同针对新技术投资生产线,透过共享的模式让生产者能利用新技术展现产品潜力并开始产生利润。

  一旦这些生产线成功运作,就能够独立出来成为高端的独立契约制造商。而对这些尖端新兴技术,另一个层面是透过法规来限制技术的转移,例如10年的期限,如此才能为那些透过纳税协助了新技术培育开发的美国公民获得保障,享受这些技术带来的繁荣。

  还有一个需要扫除的障碍是重新填补美国本地人力的技能缺口,不只是生产在线所需的技能,还包括系统、模具工程及制造管理等技能;需要添加能让生产部门成长、发展并持续的混合技能,而不是擅长管理委外业务与海外供应链的技能。

  美国劳工往往被美国企业嫌弃缺乏必备的生产技能,但是有鉴于美国本地制造生产线外移的程度,那些企业的管理高层如何能期待劳工能取得或保有该类技能?尽管如此,那些技能并未完全在美国本土消失,不是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就是还在一些从产业界退休(无论是被迫或是自愿)的人士身上,需要扩大推广师徒制度与培训计划以传承这些劳工的经验与技能。

  这样的计划可以锁定美国现存的各种技术领域;美国商务部与国防部都有相关的制造人力培训项目,若能将这些个别分散的资源集中,就能够扩大并加快其效益。此外经验比较丰富的退休人士也能借重的对象,能聘请他们为新设置的生产线担任导师或指导员,这些人大多数都会很乐意贡献他们的时间与知识,来帮助美国产业再次繁荣。

  而美国也是时候师法世界其他几个国家的策略;例如中国某些区域的地方政府会透过进一步探索当地供应链,发现其技术、零件与专业相关知识的缺口所在,并积极设法弥补。各地方的策略制定者应该协调、支持的角色,确保各方资源的集中与有效运用,为公司可以提供助力。

  此外就是借力为生产与研发两大关键领域建立桥梁的中介机构,像是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尔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还有台湾的工研院(ITRI),这些组织能协助将学界的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技术或解决方案,也能为第一批使用新技术进行生产的工程师们提供助力。美国没有这样的机构,虽然学界逐渐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培育高品质人才的机制却被忽略。

  新冠病毒残忍地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幸好是在我们这些青蛙被煮熟之前…眼前的挑战很艰难,会要消耗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果,不过这会是为下一代美国人守护繁荣的最后机会,也能确保美国人不会在下一次危机发生时手足无措。

  我们需要再次相信美国人民的独创性,并让美国人有机会能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制造能力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采取行动,让未来变得更好!

  这篇文章反映了老美的一个基本焦虑,那就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他们还不断在先进制造上寻找突破口,中国制造和我们的供应链能力面临着很大挑战。不过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本土的制造也是中国人搞定的,像曹德旺的美国工厂,中国制造可以真正走向全世界。

  从2020年往后,我们将会迎来中国全球化的黄金十年。如果我们也可以准备好,如果我们也可以打法正确,这辉煌的十年,可能就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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