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8-18 02:08:09 |   作者: 注塑加工

  忻元甫也从一个来深圳创业的小商人成为了松岗商会的会长。从小与玩具业结下的缘分让他对这个行业情有独钟，而这份坚持也为他带来了今日的成就。

  我从16岁开始创业，想在玩具业有所作为，到深圳那一年30岁。屈指一数，来深圳已经32年，在松岗扎根也有30年。我从来深圳伊始就是“以厂为家”，至今也还是住在工厂，一直在做塑胶玩具，可以说一辈子的贡献绝大多数都是在深圳、在松岗了。回首这一路，可谓困难重重，今天所获得的成就虽然比一般人好，但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因为我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将目光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我虽然还没有在深圳办厂，但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了

  我一辈子只干一行——深耕玩具业。深圳是我第三次创业的地方，也是我“咸鱼翻身”，从此事业一路腾飞的福地。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6岁时随家人成为“港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日子过得苦，为了减轻父母负担，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进入玩具作坊厂做“童工”。虽然我年纪小，但手脚麻利、勤快，小小年纪赚的钱比我老师的工资还要高，到了16岁时已经积累了第一桶金，便在香港开始经营一间小作坊式的玩具加工厂。

  在我20岁那一年，世界经历了一场石油危机，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大上扬，处于起飞阶段的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对于我那个小工厂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虽然我很伤心，还是不得不忍痛关闭苦心经营了四年的小工厂，又重返打工之路，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考虑到内地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较香港低廉，加上我当老板的念头从未泯灭，胸中也有一腔爱国的激情，因此1982年我在一位广东顺德的朋友介绍下，到当地投资办厂，但由于当时各项政策和投资环境不够完善、基础设施落后以及交通不便（一来一回要两三天）等原因，那间小厂经营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第二次创业再次遇挫。

  到了打算第三次创业时，我将目光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我虽然还没有在深圳办厂，但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了，由于我不认识人，所以也就没有把回内地的第一站选在深圳。1984年，我意外接到一笔大订单，我喜出望外，但我在内地没有工厂，所以就把订单发给了龙岗、沙湾、松岗的工厂做代工。到了1985年，我在一位刚刚当兵复员、到深打拼的宁波老乡介绍下，在西丽湖工业区租了厂房，开始创业。

  为了扩大经营，在熟人牵线年我到松岗考察。其实在此之前，因为生意上的来往，我跟当时的松岗镇（即现在的松岗街道）和下辖的东方村已经打过交道，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很快我就与东方村委会签了合同，租了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1987年3月，等厂房装修完成后，我们正式搬迁过去，就在松岗落了脚，也扎下了根。

  我做的是塑胶玩具，不做内地市场，主要帮美国、日本等地的客户做OEM（贴牌生产）。虽然我是老板，来深早期实际上更像工人

  我算是松岗最早一批从事“三来一补”的“外商”，我刚到松岗那会，整个松岗大概有一两百家工厂，除了塑胶玩具厂、还有印刷厂、玻璃厂等，东方村只有十余家厂左右，整个松岗镇的工厂数量相比深圳另外的地方，算得上是比较少了，还在于交通不便。

  在那个年代，松岗算深圳最偏远的地方之一。我从香港过了罗湖桥，过了上海宾馆后沿着107国道往前走，到松岗车程一般要3~4个小时。到了下雨天，坑坑洼洼的更难走了，没有6个小时走不完。

  那时候松岗还非常落后，稻田多，夏天晚上工厂灯火通明地赶工时，就会常见到密密麻麻的蛾群飞来，一派“飞蛾扑火”的景象。因为当时松岗只有两家饭店和一家旅馆，如果有客户来访，就只能住在市内。

  我到松岗后，也介绍了十来家同行业的加工厂到这边投资。1989年之后，松岗工厂的数量才算猛增了起来，除了港商外，台商也大量地涌了进来。

  与此同时，我在松岗这么多年也经历了三次扩厂，发展的速度算得上是比较快了。我刚到松岗时的工厂规模最初是100多人，7台机器；不到半年就扩大到1000多人，机器也增至30多台；到了1993年已经有3000多名员工；如今我的厂房面积已达到49000多平方米，但一直都没有离开东方村。

  这一路走来，饱尝辛酸，亦收获了诸多成就。我做的是塑胶玩具，不做内地市场，主要帮美国、日本等地的客户做OEM（贴牌生产）。虽然我是老板，来深早期实际上更像工人，从开模、喷油、上色、点睛……关键的工序都亲自把关，我描画的动物和人物的眼睛炯炯有神、特别光亮，连客户都啧啧称赞。

  创业之初，千头万绪，我身兼数职，包括门卫、司机、销售、装卸、出纳、检验、研发等十几个岗位。我和太太长年吃住在工厂，没日没夜拼命地干。记得有一年冬至，一般人家都要准备“过小年”了，我和太太为了赶工，忘了因为快餐店没开门，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等我们回去煮饭，等我们忙完厂里的事赶回家里时，才心疼地发现他们饿了一夜。

  除了工作劳累，还有经济上的压力。有一次由于困难，工人又要发工资，我们夫妻俩不得不将结婚戒指、项链变卖了给工人发工资。虽然觉得挺对不起太太，但这也是我一贯的原则——以诚信为本，从来就没欠别人一分钱，货款只有提早准备。无论是不是要倒闭关门，我都不欠钱。

  做一个“公仔”，需要各种各样多达八九个认证，例如跟迪士尼合作，他们公司要出认证，美国也有专门的反恐认证，监督着我们从生产到装货柜到出口整一个流程……

  那时候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一开始以湖南、四川籍最多，后来又是河南、贵州的大量涌入深圳，内地机关干部的工资可能就几十块，但是像到我厂里的工人每天的工资就有4块，一个月一百多块，大家抢着做，我们都不愁没有工人。后来随时代发展，工人的工资慢慢的升高，现在一个普通工人拿个六七千也不足为奇，好多人回老家盖了房子，改善了家里条件。

  其实早期的工人素质并不高，好些不识字，当时领工资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按个手印。另外，老乡喜欢跟老乡扎堆，一开始不好管，有时候吵架和打架，道理听不进去，我时不时还要调解工人之间的纠纷。我每个月都跟他们开大会，明白他们的心声。

  此外，我还经常在晚上去宿舍看望他们，跟他们聊一聊。有一次我晚上过去时，没注意到地上有积水，结果重重滑了一跤，他们也觉得有愧，知道我是出于关心才去找他们谈心。从那以后，他们就自发地团结了起来，平时保洁也都比较自觉。现在还有一些员工是几进几出，去过另外的地方有比较后，兜兜转转又回到我这里，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

  在业务上，我的原则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我能走到今天，关键在严控质量。有一次，我们工厂承接了一笔来自日本的订单——共14款总量超过800万只的迷你轿车生产业务，为此共开了20多套模具，其中有3套在检测后发现与车身相差有几根头发丝的误差，虽然不影响外观品质，但是我知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只有让他们无可挑剔，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虽然会多出上百万元的成本，但我还是决定推倒重来。

  还有一次，要出口一批货到美国，因为工人不小心把手指刮伤了，把一点血渍染在了纸箱上，其实对产品根本就没有影响，但客户验货后还是因此要求把整个货柜退回，我二话没说就按照客户的要求退货，这次又损失了上百万元，但是也赢得了客户的充分信任。

  像麦当劳、还有BURGER-KING（全美第二大的餐饮连锁店）、迪士尼还有日本有名的TOMY、BANDAN玩具公司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客户，我也曾在玩具行业中创下了“公仔”（卡通玩偶）生产数量和品种名列世界前茅的记录。

  因为有诚信这块金字招牌，很多客户跟我们一合作就是20多年。其实做一个“公仔”，需要各种各样多达八九个认证，例如跟迪士尼合作，他们公司要出认证，美国也有专门的反恐认证，监督着我们从生产到装货柜到出口整一个流程……全靠我们这班员工，齐心协力做好每个环节，保证没有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和成本逐渐上涨，我们这个行业也面临着升级转型。在1994年深圳推出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时，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我们从始至终都主张力争上游，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深圳首批获得认证的300家企业之一。后来我们又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国际认证和SA8000的社会责任认证。

  很多人去参观我的玩具厂，发现厂区非常干净、舒适，除了喷油部外，所有的车间都有中央空调，我们企业还在2008、2009年度分别获得宝安区环保局授予的“绿色企业”“环保示范企业”称号。

  因为我一直都耕耘在玩具业这个传统行业，有很多人问过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最后才能做到升级而不转型？比如很早的时候，当内地的劳动力红利相比于东南亚已无优势时，日本的客户就劝我搬厂到越南，毕竟深圳出口到日本需要5%的关税，而越南出口到日本则免税。

  我没有动心，因为已经在松岗稳打稳扎多年，员工的工作氛围都比较好，我通过把握生产的效率就能控制成本，同时还将工序改良，员工做得快，单位时间内的生产效率比越南的劳动力要高得多，仍旧能保持较高的性价比，价格甚至比越南的还要便宜。所以说这批员工也是我的财富。后来还有好多员工学了技术后，出来自立门户了。

  除此之外，我自己在韶关办了一家油漆厂，虽然是亏损的状况，但是自己供应自己，用的是“放心漆”。这一路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这也是我始终没离开深圳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也在逐渐完备，我也是见证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

  我与松岗签订的合同还有20年，现在也拿下了一个旧改项目，准备进军房地产。在未来，我希望做到半退休或者退而不休，就算真正退休后也还要留在松岗

  除了打理好自己的事业外，我也积极参加到松岗商会的运作中，至今松岗商会已经走过20周年。

  在我们成立之前，台商们非常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市台商协会。由于当时松岗还是港商居多，也有非公有制企业。松岗镇政府主要领导以及镇外经办牵头，在深圳市工商联的指导下，觉得还是该成立一个松岗本土的商会，利用民间的力量，为政企沟通搭建桥梁，服务所有的企业。

  因为我比较热心，他们就找到我来帮忙张罗，大概筹备了3个月左右，松岗商会于1996年正式成立，我担任副会长。当年松岗大概有2000多家企业，加入我们商会的就有300多家，高峰时期达到500多家。当然，并不是谁想当会员就能加入的，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严格的准入门槛，另外一方面入会之后我们要给予服务，因此“贵精不贵多”。商会作为政企沟通的桥梁，除了为企业分忧解难，在宣传国家政策、带领企业规范管理、合法经营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

  最早的会员构成中，以港商居多；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现在松岗7000多家企业中，包括港商、台商在内的“外商”也就600多家。以我来松岗的1986年为界线，比我早来或者跟我同时来的港商，基本上退出了内地市场或者倒闭了。当中除了时代发展迫使的产业转型，在港商当中也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第二代不愿意接班；或者第二代接班后，行事风格与父辈不同，最后还是把企业做倒了。

  新兴的民营企业家做人做事的作风与港商自然不同，有另外一套方法，他们与时俱进，很积极地参加商会的各项活动，让现在的商会充满了许多活力。今年开始，按照政策的引导，我也逐渐向民企转型，所有的资质都要改，不过“永正”这个老牌子是会一直保留下去的，30多年来，它跟松岗已经融为一体了。

  2006年，我开始担任商会的会长至今，多次被深圳市、区两级总商会授予“优秀会长”的称号，这些荣誉也鞭策着我把商会越做越好。商会成立至今20年，我比较骄傲的一点是，在松岗，无论外商还是民企，没有一家跑路的企业是我们的会员。

  在商会，我们也开展了很多慈善活动，无论是在松岗本地、还是代表松岗以及深圳走出去，我们积极助学、扶贫、济困、赈灾以及资助体育文化事业等等，同时我还兼任宝安区慈善会的副会长。此外，我也积极地反哺我的故土宁波。我白手起家，习惯了节俭，但这么多年来个人捐款数已累计达到了2600万元。

  因为东方村是不卖地的，我们的厂房一直以租用的形式存在，我在松岗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我把松岗当作第二个家。我与松岗签订的合同还有20年，现在也拿下了一个旧改项目，准备进军房地产。在未来，我希望做到半退休或者退而不休，就算真正退休后也还要留在松岗。

  我常想，如果当年留在香港的话，不可能会有现在的成就。我来自草根，自认从骨子里不是一个生意人，朋友、员工是我真正的财富，在行业中摸爬滚打，也算小有名气。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我感觉自己已经很成功。

  玩具业是传统行业，我的一辈子都在干这一行，其间的起起落落，有大势所趋，亦含事在人为。这么多年，从我工厂出口的“公仔”数不胜数，每个身上都有“made in China”的标签，其实是“made in Shenzhen”。

  忻元甫，1954年出生于宁波，1960年随母亲定居香港。1982年回内地投资，1984年开始在深圳创业。现任永正文化玩具创意（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宝安区政协委员、浙江省爱乡楷模、宁波市荣誉市民、香港甬港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副会长、宁波深圳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宁波歌舞团和鄞州小百花越剧团名誉团长、深圳市宝安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松岗商会会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