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式报道作者访谈录由共益资本论与深度训练营联合发起，解困式报道社群志愿者采写，旨在让优秀的解困式报道作者被看见，为操作解困式报道的媒体人提供鲜活、具体的经验，并展现媒体人在创作时如何思考新闻与社会的关系。

  2024年6月中旬以来，南方暴雨灾情频发，然而民间救援队和基金会普遍陷入了救援工作紧急但资金不足的难题中。纪佳文关注到了这一困境，并在《南方暴雨公益筹款遇冷，民间救援尝试“急钱常备”》的报道中用“解困式报道”的思路来讲述灾害的另一面。

  解困：在很多媒体都在关注灾害“故事”本身的时候，您是怎么把目光落到救援队这个群体上的？

  纪佳文：2024年五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些公益组织举办的灾难类的媒体工作坊，听老师们讨论灾后重建、常态减灾以及新闻媒体报道对救援队产生的一些影响，同时也听到工作人员们提到筹款特别难。我对这方面挺感兴趣，只是一时间找不到很好的角度。

  2024年夏天南方水灾特别多，但新闻媒体报道很少。仔细想一想，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报，每年水灾情况似乎都是一样的。大家总是说最大水灾、最大洪水如何，可能公众也会麻木，媒体也找不到好的切入点。

  这时我看见《中国慈善家》发了一篇讨论筹款难问题的报道，觉得这更可以让我们去讨论。如果能引起大家对筹款问题的关注并推动其解决的话，对于救灾本身肯定是有益的，我就决定报这个题，做一些解困方面的探索。

  解困：前期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关于操作选题前的案头工作，您一般有咋样的思考和流程？

  纪佳文：了解到救援队后，就先搜了搜有关报道，看他们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像这种民间救援队，要看看他们的公众号，或者搜过往相关的灾难报道，对他们的救援模式和管理模式有一个基础了解。

  写一场灾难，灾难发生地、灾害大概情况都需要提前了解。比如说水灾，就要知道今年哪些地方水灾严重，大概的受灾情况，以及目前灾害的发展。如果某一个地区受灾很严重，那这个地区有什么特殊性？它的地形、地势对受灾有何影响？之前有没有成功的救援经验？

  解困：报道里采访了很多不同救援队的成员或者负责人，可能其中一些救援队并不广为人知，他们去的地方也并不出名。您当时是如何抉择采访对象？

  纪佳文：蓝天救援队和曙光救援队有很多灾难救援经验，他们的专业性强，比较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选择其他基金会和组织，是因为之前的报道就提到，今年响应的基金会没有往年多。我就搜了一下当时最严重的湖南还有广东等地区，有哪些基金会响应了救援。

  这些基金会规模不一样，面临的状况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就分别挑选了几家。像壹基金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它们代表了运作制度等各方面很成熟的基金会，我就看他们的应对模式或者经验，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还挑选了一些中小规模的基金会，比如德行天下和缘梦。因为之前了解过“建设性社区”这样的概念，就再找了一些基层社区组织，比如安徽广善公益服务中心，像它就能直接对接社区和受灾人群。他们跟基金会和救援队相较，是不同的视角。

  纪佳文：就是根据他们自身在救灾事件中的功能定位。像筹资困难，一线的救援队是实施救援活动的，没有资金的话，他们会怎么样？救援队的衣食住行、救援的设备如何来解决？此外，救援队平时也要训练，备勤、租训练场地，钱从哪来？之后再采访救援中的详细情况，比如前两天他们去了哪儿，在地方救灾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水电供应如何等等。

  另外一点是想到了救援人员的保险，民间救援队大部分是自费参加的，应该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但是资金困难的时候，可能保险都很难保证了。

  其他类型的采访对象也是按照这一个思路捋下来：他们的功能定位是什么，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再进一步追问原因，以及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

  纪佳文：最开始设想的是很典型的三段式思路：先说困境，再说原因，最后说措施。但后来成稿时发现，救援队和基金会是没法融到一块写。因为他们处于救灾的两个不同链条，而不是同一条救灾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所以他们被分别安排到了前两部分，而原因和措施则被归入到第三部分。那最后的灾后重建部分，就是又回归了一下困境，因为大家总是忽略灾后重建这个问题。

  现在再让我来看这篇稿件，我觉得一二部分应该着墨少一点，在原因尤其是措施方面，多着墨一些。包括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不好，企业捐赠意愿低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改变与企业的合作策略，比如改成捐物，捐些企业自有的东西。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探索的模式。

  解困：您大概2022年实习的时候就做过很多灾害类的报道，对这类报道一开始最关注的是哪些点？

  纪佳文：我从实习起就对灾难选题比较感兴趣。那时候从一个实习生的角度来说，觉得这种大的灾害类的报道，能比较好锻炼自己的采写能力。而且在深一度，这种灾难新闻一般是团队化采写，就是一个记者带着多个实习生一块儿做，实习生参与度会比较高。

  一开始我可能关注受灾者比较多，在重大灾难面前会产生共情或者是代入感。自己可能会代入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具体的人，他本来正常生活，突然面临这样一场丝毫没有征兆的灾难，受伤甚至失去了生命。当时基于这种最朴素的共情，会让我关注这类受灾的群体。

  当时郑州暴雨，我的同事梁婷带着做的《暴雨过后，散落在1010平方公里上的城市细节》，那篇虽然没有用一个人的故事来贯穿整篇文章，但也是关注城市受灾后，人们如何一步步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包括李佳楠带着做的《郑州地铁五号线寻夫》，也是关注人的故事。

  纪佳文：就像先前说的，灾害本身就是重大的社会议题，你自然会去关注它。我做这类报道一开始可能故事占据很重分量，做多了后也会有点疲惫，甚至有点麻木。感觉有些时候轮到我写突发，也没那么感兴趣了。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去想自己更感兴趣的是什么，也思考很多相似的灾难背后，致灾成因是什么？每个灾难有什么特殊性？为什么这场灾难会这么严重，有没有很好的方法规避？

  之前实习时，做过一个安徽一群采茶女工的车祸报道。一群采茶女工坐着皮卡车去打工，结果路上皮卡车翻了，整辆车上12个人，最后就只有一个人生还。当时我也先关注人，报道标题是《12个“村里最勤快的人”逝于皮卡坠崖事故》。

  但做着做着，就发现她们像标题中说的，是村里最勤快的人，本来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出去打工，结果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就接着想，为什么她们要用这样的交通工具？在村里有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对于她们来说，这样去打工是最方便的，她们每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背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题让我开始对事件背后的东西想得更多更深了，在之后其他的灾害类报道出现时，看见受灾者，我也会促进去想一下背后的原因。

  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也影响了我。当时刚好是我值班，出了一篇快稿，也是写受灾的学生们。这个事件也很典型，它不是纯粹的天灾，还有施工问题等人为的原因，后来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他们写得比较专业，分析了体育馆房顶的结构等建筑方面的专业相关知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下次做类似的报道时，可以努力的方向。

  这是前头的一些解困的启蒙，此外，我也会有意识地持续积累灾难选题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东北的两次体育馆坍塌事件。第二次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有了前一次的经历，如果我来操作的话，就会想到建筑是否有质量上的问题？背后施工方之间是不是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后来界面新闻的吕雅萱写了一篇《「调查」体育馆坍塌背后：一个建设局退休干部的房地产生意》，通过这一个事件揭露工程背后的腐败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再以甘肃积石山地震为例，之前发生在城市的地震，跟这次发生在村里的地震，有什么不同的点？积石山受灾最严重的村子有什么特殊点？为何会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之后重建的难点在哪？这都是我跟以前相比思考上的不同。

  可能之前做报道时，我不太会想到它叫做解困式报道。比如曾经做过一些“医疗罕见病”“病人用药难”的选题，我去报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以及找到一些其他省份的政策。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起到启发作用。

  据我的观察，解困式报道可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做了一篇公务员体检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文章，我无法确定我写的文章改变了什么，但这样的一个问题前些年也有很多媒体在探讨，被讨论得多了后，在政策上多少会有一些响应。比如公务员体检合理性合法性标准，有一些省市确实是做出了一些调整的。还有之前做的“天价药进不了医保”，在报道之后，好像也有一些患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一开始会觉得解困是个悖论，因为很多问题媒体是没能力去提出解决办法的。可能我的能力只限于作为记者关注到一个领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实中已经有了找到解法的例子，这个解法可以被借鉴。去记录它，这是记者可以做的。

  解困：作为记者，您的职业追求和理想是怎样的呢？报道灾难选题时，有怎样的理念在背后支持或者引导着您呢？

  纪佳文：最浅层的话，作为一个记者，我渴望不错过每一个灾难现场。这种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时，作为一个记者，我都想要参与。

  后来稿件做多了，我发现我确实对找问题的原因、为它提供解决的措施这方面感兴趣，做这些我自己会比较开心。再往深了说，我确实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报道，对一些东西产生影响。

  纪佳文：最开始想做深度记者，是感觉我能接触到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人和事。这样一个职业能带给我那种体验感丰富性。

  首先我面向的是社会新闻，不同的事，不同的人，是很有意思的。能够在我的职业工作中获取到别人的人生阅历或者人生故事，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去了解的。

  其次就是我能跟一个人深度交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能很深刻地去参加了，把事件记录下来，这本身就很吸引我的一件事。另外确实会有一些新闻理想，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对社会有一点价值的，深度报道能够让你更直接地去实现这个目标。

  纪佳文：我觉得没有变化的是，我依然能从每个事件或者每个采访对象身上，获得采访完后内心的满足。

  但是工作三年了，确实产生了一点职业倦怠。有时会感觉对所有的选题都失去了兴趣，总会说“感觉没意思”。但有些时候你发现一个好选题，又会像”打了鸡血”一样，极度兴奋。这种兴奋感可能是一以贯之的，从刚开始到现在，你发现一个好选题，你想马上就去做、马上就去采访。这种热情是还在的。

  纪佳文：我会尝试转换一下报道的方法，转向更深入的思考，或者在我所感兴趣的领域多做一些更有深度讨论价值的选题。

  像救援这块，就是尝试了一个新的方向。2024年我关注的公益类事件会稍多一些，但它并不是每一个都形成了选题或者稿件。自己平时会留心公益方面，还有乡村教育方面，而医疗是之前一直有关注的。2024年做了比较多的法治类型的案件，但也是就案论案，做了一段时间我感觉有些倦怠。所以后来我又转向了对一个政策、一个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的讨论，或者是通过一个案件，来讨论在法治上哪一点、哪条法律和法规是可以完善的。转向这种讨论，我会觉得更有意思一些。

  比如说我之前做了很多关于二手房买卖诈骗案的报道，大概有五六篇，涉及全国不一样的地区。有的稿件发出来后，过了一段时间，受访者们会跟我反馈进展。有的业主成功把房子要回来了，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很高兴。还有之前做过的一些案子，当事人告诉我说进展很好时，也会非常受到鼓舞。

  工作中没有人会把新闻理想挂在嘴边。但采访对象或当事人跟我反馈，发现我的报道确实有用时，我还是很有自豪感，或者说又获取了一些动力。

  纪佳文：诸如有些稿子由于时效或字数原因，发出来之后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或者由于新闻性的原因，有些事情无法报道。我认识到虽然我是记者，希望可以通过报道帮忙，但我无法完全去帮助到每一个人，这样一个时间段会感觉到有一些无力。

  纪佳文：不要对自己的职业赋予太多的使命感，或者说不要认为你这份职业是很重要或者非常神圣的。它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要把当下手里的东西做好就行了。

  当记者我不会后悔。但是我确实会考虑，做三年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如果是在之前，我会觉得记者做五年才能够真正入行、建立自己的思考角度，但是现在很多现实原因又让你去想你要不要转行、要不要继续做记者。但目前我还有一些想做的东西没做完，所以依然在当记者。

  纪佳文，前《北京青年报》深度部记者，曾撰写《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盲女离婚，一个23年的心愿》《被监视居住者之死：同案人肋骨骨折， 称遭刑讯逼供》《进了医保的天价药，进不了医院》等报道。